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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所有人心中，此时最高兴的应该是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因为万民拥护的北伐刚刚胜利结束，这场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大北伐初步达成了全国民众“打倒列强除（北洋）军阀”的愿望，民众看到了国民革命成功的前景，全国上下都在为此齐欢唱，而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有理由成为接受这个荣誉的第一人。

　　声望的如日中天，使得蒋介石的地位也成为国家第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他囊括了军和党的最高职务，只是少了一个政府主席头衔，这也无伤大雅，反而更能显示他继承先总理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民主遗训。

　　可是从后来的资料看这段时期的蒋介石，他其实并不高兴，他有一种想再前进一步，却随时可能坠入万丈深渊的危机感。

　　去年8月，原本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蒋介石，先是被撸掉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紧接着是麾下大批军事将领向武汉汪精卫输诚，桂系李宗仁乘机逼他下野，冯玉祥暗中帮汪精卫拉偏架，使得蒋介石这位名义上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无法组织有效的战役，原本势如破竹的战争态势立刻在徐州城下发生逆转，蒋介石不得不被迫下野。

　　幸运的是，蒋介石下野后，无论是汪精卫，桂系还是其他实力派都不具备领导继续前行的能力，内部失去了重心，各派自相争斗，尤其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对奉军作战不顺，不得不提出蒋介石复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乘机联合其他将领发出要蒋介石复出的联名通电，上海各界人士更自发举行了“促请蒋中正复职大会”，他的老对手汪精卫在和各派别的争斗中越来越落下风，不得不摒弃前嫌主动拉拢蒋介石，多方角逐的结果，蒋介石得以再次复出。

　　但这样的因果也让蒋介石更加清醒地看到，如果不对现有局面进行大改变，他的再次下野，甚至永远退出历史舞台都可能在瞬息之间，重蹈覆辙的危机感让他考虑了一个宏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在二次北伐刚结束的6月份他的日记中得到清晰体现：

　　蒋介石是一位不错的战略家，具有宏观把握全局的眼光，但要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他却有狗咬刺猬，无从下口之感。

　　7月初的一天，火炉南京一如既往地闷热，蒋介石办公室的窗户大开，室内一台风扇呼呼转着，一丝不苟的蒋介石身着草青色军装，左臂上佩戴上将军衔臂章，他坐在办公桌旁的转椅上，时而俯身看着桌上的一份报告，时而沉思，脸上有许久不见的兴奋。

　　这时，门外有人喊报告，这熟悉的口音是他的表侄，侍卫总队长王世和，蒋介石冲着门喊：“进来。”

　　一名身穿戎装，左臂上佩戴上校军衔的军官推门进来，正是王世和，他是黄埔一期生，是一个吃苦耐劳，头脑精明的年轻人，虽然有表叔侄关系，但他还是称呼蒋介石为校长，他来到蒋介石的办公桌前一个立正：“报告校长，黄郛先生求见。”

　　不大一会儿，王世和带着一名身着西服，上嘴唇留着一字胡须，50岁左右的中年人进来，蒋介石急忙离开座位热情地迎上去：“膺哥，你来了，来，请坐。”说着，将他迎到办公桌旁的沙发上坐下。

　　来人名叫黄郛，是蒋介石在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和结拜兄弟，除黄郛外，另外还有一位日本时期的结拜兄弟，名叫张群。黄、张两人都被蒋介石视为可以共进退的知己，由于黄郛最年长，因此蒋介石和张群私下都称呼他为“膺哥”。

　　1927年蒋介石率领北伐军占领南京后成立国民政府，黄郛做了上海市特别市长，结果蒋介石被迫下野，黄郛为表示对蒋介石的支持，没有任何征兆地辞去了上海市长的职位，后蒋介石复出，黄郛又复出担任外交部长，没想到北伐军在济南城下遭到日军第六师团的阻截，酿成了济南惨案，当时蒋介石的威望正如日中天，炙手可热，却突然被日军来了个下马威，为维护蒋介石脸面，黄郛主动承担外交失败的后果，自辞外交部长之职。

　　现在的黄郛已经是一介庶民，但他虽不在其位，却时刻在幕后谋着政，此时他对蒋介石说：“志清，记得前几天我给你的一份报告吗？”

　　蒋介石说：“膺哥，我记得的。”蒋介石举起右手指着自己的办公桌：“这份报告正在我的桌上。”

　　黄郛说：“写这份报告的人你见过，去年7月份的一天下午，你来见我和钱新之，此人就在场，他名叫杨永泰，字畅卿，是个策士奇才，当时我还对你说，我所能者，他无不能，他所能者，我还不及，你记得吗？”

　　钱新之是江浙财团的首脑人物，南京政府刚成立时担任财政次长，为蒋介石筹措经费立下汗马功劳。

　　蒋介石说：“我当然记得，当时我没有对你明说，这个人我在10年前就见过，不瞒你说，之前我对此人印象很差，当时他是岑春煊的财政厅长，当年先总理就是被岑春煊排挤离粤的，我以为此人是为虎作伥，不过那次见了你和他一面后，我感觉他好像也不是很可恶的人，而且你对他评价那么高，自然有道理。”

　　黄郛笑着说：“先总理去世后，我和畅卿同为临时执政府的副委员长，一同共事，对他的能力知晓甚多，是个人才，我是一定要引荐给你的，今天我又把他带来了，现在就在门口。”

　　黄郛说：“好，你稍等。”他离开沙发走到门口，将门打开后朝外轻轻喊了一声：“畅卿，快进来。”

　　随后进来一位着西服，高额头，戴眼镜，身材微胖，看起来年龄和黄郛相仿的中年人，一跨进门就不慌不忙对蒋介石微微鞠躬：“总司令。”

　　蒋介石此时已经从沙发回到了他的办公桌后，桌上的那份报告也被他折好放进了抽屉里，他对中年人的招呼报之以微微点头，黄郛则将中年人引到办公桌前的椅子边，对蒋介石说：“总司令，这位就是

　　杨永泰杨畅卿先生，今天算是和总司令第二次见面，杨先生胸罗经纶，颇有先见之明，能给总司令一些关于当今时局的建议。”

　　蒋介石经历复杂，三教九流交道甚多，此时又身为总司令，自然阅人无数，对黄郛推荐的人，心中已经有了几分信任，此时杨永泰一口粤式普通话吐词清晰，又让他增添了几分好感，但是他并不露声色：“

　　蒋介石说：“畅卿先生在民国2年就是国会议员，后又担任天坛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再后来主管粤省财政，都是要职，可惜时势动荡，袁世凯倒行逆施在先，曹锟贿选在后，后又有北洋军阀混战，让先生这样的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北伐胜利了，先总理消灭军阀，统一中国的理想就要达成了，全国要进入和平建设，畅卿先生这样的人才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蒋介石说这番话时，眼睛一直看着杨永泰。杨永泰静静地听着，脸色沉静，蒋介石没有从他的脸上看到任何内容，继续说：“二届五中全会就要召开了，

　　杨永泰一直用心听着蒋介石的说话，此时见蒋介石发问，便不紧不慢说：“总司令，北伐已经胜利，北洋军阀不复存在，这自然是国民革命的成果，但恕我直言，说国家进入和平，还是乐观太早，以我看来，看似的平静也许就是再次大动荡的前夜。”

　　听杨永泰的说话，蒋介石将身子向椅子一靠，看着杨永泰说：“我们国民革命和以前的北洋军阀是不同的，北洋军阀是封建的军阀，他们的目的是争权夺利，争夺地盘，是国家动荡的根源，国民革命是尊先总理的遗训，实践，是为了国家和民众，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我们打倒北洋军阀，就是为了结束内战，给人民以和平。”

　　杨永泰说：“总司令是先总理的追随者，又是的忠实信徒，这点杨某毫不怀疑，不过，北洋军阀虽然被打倒了，也许新的军阀又会产生，难说不会又演一出群雄争霸。”

　　蒋介石似乎表现出了兴趣，杨永泰继续说：“去年8月，总司令带着北伐军顺利进军之时，遭到汪先生和唐生智的掣肘，势如破竹的北伐军立刻就在徐州城下铩羽，总司令贵为革命军主帅也不得不被逼下野，总司令下野后，又无得力之统帅，宁、汉、沪、粤各派立刻陷入内斗，桂系和湘系更大打出手，为何如此？因为新军阀已经产生。”

　　杨永泰见蒋介石的下颚不自觉地微微点了一下，他更加有兴致：“而今北伐胜利，新军阀也已经成气候，西北有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华北有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桂系李宗仁第四集团军盘踞两湖，东北有张学良，广东有张发奎，即使您的第一集团军实力最强，又如何强得过这几个实力派联手，又如何保证不会再出现去年汪先生依靠唐生智军队逼您下野的故事？杨某直言，国民革命没有了北洋军阀这个外敌，总司令如再失权柄，再要复出就难了，如果没有了总司令，谁来践行？”

　　：“畅卿先生对时局的了解非常透彻，国家是一定要统一才好发展，可是有些人私心很重，他们就是要抢地盘抢权力，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这样下去不行。”

　　拿出那份报告，将报告摊开在桌上：“你的这份《削藩论》我已经看过了，对时局的分析非常到位，对各派弱点的了解也非常透彻，东北张学良军力庞大，但是外交上是弱点，我们可以通过外交解决他，阎锡山和冯玉祥看似有北方的广大地盘，但是阎锡山只想做山西王，并没有大的野心，可以通过政治手段将他收复，冯玉祥是个穷光蛋，卡住他的经济就可以弄垮他，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是必须在军事上打垮他们才能解决问题的。”

　　蒋介石说这些话时并没有照着杨永泰那份报告念，看得出来他是用心记下了，但是他并不显得轻松，而是盯着杨永泰说：“畅卿先生，你的策略确实让我耳目一新，可是，桂系不仅有广西根据地，还有富饶的两湖为后盾，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上都足够强大，我如何有胜算呢？”

　　杨永泰说：“桂系的强大超乎想象，李宗仁、白崇禧拉了广东李济琛加盟，更收编了唐生智3个军，骁勇的桂军由3个军扩充到了7个军，实力扩大了一倍多，一旦与总司令兵戎相见，桂军将囊括两湖，占有天下粮仓，可谓兵多粮足，如果他们再和阎锡山和冯玉祥勾结，总司令的胜算很小。”

　　杨永泰说得都是事实，蒋介石都清楚，因此他并无表情，而是静静等待杨永泰的下文。

　　杨永泰话锋一转：“但是总司令不要担心，桂系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李宗仁的死敌俞作柏在桂军中人脉不少，可以派一位说客说服俞作柏反桂；至于被收编的唐生智降将们更谈不上忠心，总司令可以资助唐生智重出江湖，让他召集旧部，对桂系来个釜底抽薪；李济琛已经是昨日黄花了，可以收买陈铭枢和陈济棠，让他们将李济深扣押；冯玉祥就更简单了，花点钱就可以收买他的大将韩复榘和石友三，桂系被斩断了所有羽翼，力单势孤，总司令胜算在握，还有什么可担忧的？”

　　蒋介石露出笑脸：“说得好，畅卿先生一番话，让我有茅塞顿开之感，果真如此，蒋某必能将先总理的践行到底。”

　　杨永泰说：“杨某不该妄议政局，但杨某认为当今能继承先总理遗志者，非总司令莫属，因此不自量力，斗胆献策。”

　　蒋介石很高兴，他正式向杨永泰发出邀请：“蒋某身边需要畅卿先生这样的大才，听

　　膺白说，你现在是王部长（交通部长王伯群）的顾问，愿不愿意屈尊到我身边来啊？”

　　一直没有说话的黄郛终于开口：“畅卿兄是法律出身，最适合的地方自然是立法院，以畅卿兄的才华，在立法院担任个委员是绰绰有余的，可是我担心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不会答应。”

　　蒋介石点点头说：“不管他答不答应，畅卿先生你先走个程序，他答应更好，他要是不答应，我们再从长计议。”

　　结果，不出黄郛所料，胡汉民坚拒杨永泰进入立法院，杨永泰不得不先留在蒋介石身边担任幕僚，而在他担任幕僚期间，为蒋介石献上了著名的三板斧。

　　一个月后的二届五中全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提出“训政”，主张和集权，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绕开中央党政机构会议，向全国发表通电制定“约法”，对抗胡汉民的“训政”。

　　“约法”自然比“训政”更加得民心，经过杨永泰的一番运作，“约法”声势浩大，上海48个商业团体组成请愿团，要求“约法”，大公报也发文章呼吁约法，最终蒋介石获得胜利并出任国民政府主席，1931年2月，蒋介石又听杨永泰之计，干脆将失势的胡汉民幽禁。

　　杨永泰为蒋介石细化《军事整理案》和《编遣部队之裁遣方法》的裁军方案，以师为单位对全国军队进行整编和遣散。这是一个绝对有利于蒋介石中央军，不利于其他实力派的整遣方案。

　　桂系李宗仁首先发难，令桂军向湖南进攻，蒋桂战争爆发，结果杨永泰施展釜底抽薪之计，策动俞作柏说服其表弟李明瑞反桂，经过一系列纵横捭阖，终使蒋军不战而胜。

　　杨永泰随蒋介石赴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军事，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向蒋介石献“剿共”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策略：在围剿红军时，军队所到之处，党政军通力合作，将政治，社会和教育统统军事化，与此配合，仿效春秋管子治理齐国故事，掀起以“礼义廉耻”为基础的“新生活运动”，统一全国人民生活和思想。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杨永泰又随蒋介石来到南昌，担任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秘书长，针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

　　杨永泰又提议在蒋介石的南昌行营设立侍从室，统一处理各处纷至沓来的公文电报，杨永泰本人作为行营秘书长负责侍从室所有事务，将众多的公文电报概括浓缩后再呈送蒋介石。

　　杨永泰此举不仅减轻了蒋介石的行政压力，更使得侍从室成为超越军委会，党部和行政院的特殊机构，杨永泰本人全权总揽“剿共区域”的政治事务，包括人事任免等，实质进入了权力中枢。

　　第五次围剿开始时，杨永泰更预料到红军将进行战略大转移，在红军高层尚未作出计划前，他判断红军将出湖南，过云贵，过川西北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为此，他向蒋介石建议以追击红军名义将中央军开进湖南及西南各省，为蒋介石进入四川立下至伟之功，被称为当代“郭嘉”。

　　1935年12月中旬，五全大会后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他立刻对政府官员进行大调整，原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任外交部部长，空出的湖北省主席一职由杨永泰担任。

　　1935年1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南京市内与国民政府大楼隔路相望的中央饭店和平时一样，人满为患。

　　中央饭店是南京政府成立后兴建的，是一位苏州籍上海人江政卿只用一年半时间就建成的高规格4层楼建筑，里面不仅有中、西餐厅，还有大礼堂，会客室，沐浴，理发，弹子房和酒吧等等，豪华程度为当时南京之最，这座建筑的兴起，证明了当时江浙商业的兴盛，更代表了当时江浙财团对南京政府的信心。

　　中央饭店定位在高规格人群，因此它的房价远高于其他饭店，生意极为兴隆，几乎天天爆满。必须预订或者走关系才能入住。

　　这晚，在中央饭店中餐厅的一间中型套间内，4个人正围在一张八仙桌旁推杯换盏，坐在下位的是杨永泰，他穿着一身中山装，紧挨着他右手位的是黄郛。

　　坐在上位的一人约45、6岁，额头宽阔，脸庞饱满，身着西装，操着一口川普，是从湖北省主席调任外交部长的张群，字岳军。

　　在张群右手位的是一位约40岁年纪高大俊帅的男子，他合体的中山装衬着一副匀称的身材，此人是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字天翼。熊式辉的老婆顾竹筠是一位浙江美女，她有一个能帮助熊式辉进步的身份——宋美龄母亲的干女儿。

　　畅卿兄，你马上要为政一方了，兄弟我说一句肺腑之言，这两年你的名头太大，引来不少人的嫉妒，此行又是离开蒋先生独当一面，要多小心哦。”

　　杨永泰不以为然说：“岳军兄，我岂不知？在3年前南昌行营时期，就被黄埔系和CC系说成是政学系的头头，可是我自己都不知道还有个什么政学系，真是岂有此理。”

　　黄郛说：“我也听说了，外界传这个政学系的成员有我、岳军还有天翼兄，真是笑话，难道朋友在一起就是‘系’？”

　　张群伸长脖子，其他三人也下意识地伸长脖子，4人都向桌子中间凑，张群压低声音说：“陈立夫说，在他来之前。”张群向杨永泰偏了一下头表示示意，“蒋先生用的都是年龄较轻的人，他来了之后就开始用老年人，也开始用非籍的人了。”

　　黄郛说：“这是点我的名呢，他陈家党想一手遮天，把我们这帮老人视作眼中钉。”

　　杨永泰叹口气：“唉，也不怪他们，我的历史是有污点的，我曾经是政学会的，算反对过先总理，但那是民国初年的事情了，在广东时

　　岑总裁的财政厅长，也脱不了干系，这些我都认，可是现在早没有什么政学会了，却要冠我政学系之名，真是太荒诞了。”

　　熊式辉拍拍杨永泰的肩膀：“畅卿兄不要妄自菲薄，这些蒋先生都清楚，他对你是欣赏的，4年前汪精卫和胡汉民给蒋先生列了4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启用‘政学会’分子杨永泰，蒋先生根本没有在意。”

　　杨永泰点头说：“我知道，蒋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他都不在意，我又如何在意这些毁誉和得失？”

　　熊式辉说：“蒋先生得畅卿兄是如刘玄德之得诸葛孔明，自畅卿兄到来，面貌也为之一新，刚才说的黄埔系，CC系，都是我们内部的事情，这都好说，我看真正要小心的是桂系，粤系一帮人。”

　　黄郛左手拍着杨永泰在桌上的右手背说：“身正不怕影子歪。”他转头对右边的张群说，“岳军兄，畅卿兄马上要接你的位子了，但是听说湖北人不太欢迎他哦，你先给他吹吹风，免得他上任抓瞎。”

　　膺哥，都是龟儿子何成濬一个人在装怪，2年前他被蒋先生免了鄂省主席，由我去接任，他就在下面七拱八翘，现在我离任了，他以为自己会官复原职，没想到

　　何成濬是武汉行营主任，负责军事，是杨永泰担任湖北省主席绕不开要打交道的人物。

　　张群又转头对杨永泰说：“畅卿兄，何成濬的才干和能力自然无法和你比，但他是同盟会的老人，当年黄克强的心腹，论资格比蒋先生还高一辈，而且为蒋先生也立下了不少功劳，江湖上也有些名气，人脉也广，你过去后让他一下，在无关紧要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抓重点就是了。”

　　杨永泰说：“多谢岳军兄的提醒，这个何成濬的名气我也是知道的，岳军兄放心，我知道轻重，今后我少不得还要多请教岳军兄。”

　　说着，杨永泰从桌上端起酒杯起身道：“诸位，我杨永泰虽然虚长几岁，但诸位入门在先，算作我的师兄，兄弟我能有今日，离不开诸位的相助，我敬各位一杯。”

　　刚到武汉的杨永泰第一板斧，就是宣布各学校提前放寒假，将“一二.九”运动余波平息。之后，杨永泰以军事手段加强对各学校的控制，要求全体教职员进行军训，在以火炉著称的武汉，即使7，8月最酷热时期也必须集中进行军训。

　　杨永泰做的第二板斧是要求各厅联合办公，最终由他批示决定，有的文件甚至不经过秘书长和各厅的签署，只要他本人签字就可以决定是否执行。

　　乡政人员训练所是杨永泰极为重视的机构，主要收训对象是失学青年，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之后让这些知识分子成为乡（镇）长，变成基层组织的骨干，他本人每周或者每月必到训练所去讲一次话，培养自己在基层的亲信。

　　杨永泰此举使得湖北省基层组织得到了大大加强，自然也挤压了黄埔系和CC系的空间。

　　刚到武汉不到一周，在省政府主席办公室，杨永泰和秘书长卢铸有一次重要交谈。

　　卢铸是江西人，今年47岁，是日本福田大学的毕业生，长得文雅而精明，外形上打理得一丝不苟，他早年和杨永泰一样，都是辛亥元老李根源的手下，后在南昌行营担任蒋介石的秘书，之后又被杨永泰推荐给湖北省主席张群担任秘书长，此时杨永泰上任，他自然就成了杨永泰的秘书长。

　　办公室大门紧闭，卢铸和杨永泰隔着那张主席办公桌相对而坐，卢铸说：“畅公，辛亥之后，本省各县都流散了不少，很多县利用这些成立了保安队，保安队的成员复杂，既有老实农民，又有流氓地痞，他们的粮饷由田赋中附加的亩捐支付，但是保安队仗着有枪，经常持枪下乡私自征收各种费用，明目乱七八糟，甚至还有草鞋费，影响太恶劣，把他们从各自区域调走吧，根本调不动。”

　　卢铸接着说：“我当时得你的推荐来到这里，就是想打破这种地域观念，规定亩捐为专款专用，各县政府不得挪用，并由张主席呈报委员长成立了湖北省保安经费管理委员会，各县保安队的给养由管理委员会下属的专区分理处直接发放，不得由县支付，希望可以将保安队的管理权从各县收拢上来。”

　　卢铸说：“这个管理委员会的主任是湖北人，名叫耿伯钊，下属各专区分经理处主任多半都是我推荐的人，但是这样又带来一个问题。”

　　卢铸无奈说：“各县征收田赋的时候，对亩捐反而不积极了，这样使得亩捐常常歉收，保安队得不到给养，又持枪下乡勒索，恢复到和原来一样的状态。”

　　杨永泰说：“15个团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他沉默了一阵说：“滇生（卢铸的号），你的这个保安经费管理委员会已经有名无实了，不如撤掉，另外成立一个湖北省保安经费总经理处，以后保安团的经费由省财政厅出，由总经理处根据各团人数点名发饷，不允许他们再私自下乡征收。”

　　杨永泰说：“15个团不是小数目，后续要把这15个团严格整编训练，使他们真正具有战斗力。”

　　杨永泰不愧是蒋介石的心腹，办事效率很高，他的湖北省保安经费总经理处在4月份就成立了，这个组织的成立立刻引来了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的染指，他推荐自己的亲信好友范熙绩担任总经理处处长。

　　何成濬要染指保安团，杨永泰当然清楚，他表面并不拒绝，私下却让卢铸抓用人行政权，将下属秘书室，视察室，第一科和第二科的科长和股长全部换成自己人，所有公文来往全部送卢铸，从不送给范熙绩看。

　　范熙绩也是明白人，他只领饷不办事，戴着处长的头衔，却非常知趣，从来不到处上去。

　　何成濬见自己无法在湖北省保安经费总经理处上动手脚，就退而求其次，死死抓住武汉附近的第一，第二，第三团，将这三个团的服装，武器和粮饷由武汉行营直接发放，而且高于其余12个团，3个团的团长都由自己的亲信担当，使得杨永泰无法插手。

　　杨永泰见第一，第二，第三团被何成濬控制，便攻其薄弱，将其余12个保安团紧紧抓在手中，亲自负责这12各团的整编和整训，稳住手中12个团后，再逐步收买何成濬手中的3个团。

　　杨永泰和何成濬二人各有优势，何成濬的优势是他武汉行营主任的地位，属于军人主管军事，加之又是湖北本地人，还有湖北杂牌军领袖的隐性称号，抓保安团名正言顺；杨永泰的优势则在他是蒋介石的亲信，做任何事都有蒋介石撑腰。

　　1936年10月25日星期天的下午5时左右，杨永泰参加完汉口美国领事馆的宴会返回武昌，途中汽车经过江汉关沿江大道，由于风大浪急，无法乘坐省政府专用的差轮过江，只得改乘江汉关的渡轮。

　　杨永泰和新纳的3夫人在随侍20多年的副官兼卫士仪仲明，还有秘书和翻译的陪同下，下车乘渡轮过江。

　　江汉关码头有百余级台阶，当杨永泰和夫人刚踏下第二级石阶时，突然从码头路边冲出2名杀手，持手枪对着杨永泰连开数枪，由于是背后开枪又事发突然，其中一名男子连发两枪正中杨永泰要害。杨永泰应声而倒，两人立刻撤退。

　　副官仪仲明掏出左轮枪向两名杀手发射，射完六发子弹却无一命中，他扔掉空枪对其中一名杀手紧追不舍，追到江汉路终将杀手抓获。

　　第一：蒋介石卸磨杀驴。来源于当时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详的个人推论，认为可能是蒋介石授意，这成了很多传记文学的素材。

　　第二：CC系的陈果夫和陈立夫。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主流，被很多高层人士认可，比如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方治，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刘鸣皋等等。

　　第四：新派系。这是当时的结案报告，最终中央宣传部部长刘芦隐被关押，而刘芦隐是反蒋派系胡汉民的人。

　　第五：复兴社。因为杨永泰查航空署长贪污案涉及复兴社邓文仪，所以被邓文仪旧部所杀。

　　第六：爱国的抗日除奸团。来自“中华青年抗日锄奸团”成员“陈有光”的回忆。

　　杀手名叫成燮超，贵州人，曾是黔军基层军官，经审问，成燮超供认主使他行动的是广西人王超和贵州人樊其书。

　　侦缉人员随即搜查成燮超的旅馆住所，发现他和樊其书的通信，但樊其书已经潜逃。成燮超又供认广西人王超真名叫“杨尔谦”，是从香港过来，并提供了杨尔谦在上海的住宅，还供认另一名杀手龚柏舟就是杨尔谦的亲戚。

　　侦缉人员兵分两路，一路通过龚柏舟相好的在芜湖将龚柏舟抓获，另一路在杨尔谦的住宅守候，抓获了到访的中宣部总务处处长萧若虚。

　　萧若虚其实是局外人，他是去广州参加胡汉民的国葬之后，受朋友萧汝韫之托，要他在回南京途中顺道上海提醒杨尔谦尽快到香港避风头。

　　萧若虚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线月，中央执行委员，外交部常务次长唐有壬在上海的遇刺案，也是杨尔谦组织人干的。

　　侦缉人员立刻提审关押在上海的刺唐案两名嫌犯，通过杨尔谦的照片认出他就是主使刺唐案的杨裕生。

　　随着龚柏舟、萧若虚的被捕，侦缉人员又抓捕了一批和此案相关的人，但是关键人物杨尔谦，樊其书，萧汝韫都踪迹全无。

　　通过对被抓获人员的审讯，他们都供认受杨尔谦指使，但动机各不同，有的是出于爱国心将亲日的杨文泰刺杀，有的出于对金钱的渴望。

　　负责传口信的萧若虚是局外人，他的看法有相当的参考性，他认为杨永泰很可能是被胡汉民一派刺杀。

　　虽然缺乏根本证据，但根据内部复杂的关系和多年特务经验，戴笠认定，刺杀杨永泰的就是刘芦隐。

　　刘芦隐是胡汉民的亲信，他的仕途随着胡汉民的地位而起伏，在胡汉民最得势时，他的仕途也到达最高峰——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部长，随着胡汉民的失势和反蒋势力受挫，他的仕途也越走越窄。

　　戴笠立刻命令特务收查刘芦隐的香港寓所，结果搜到了三份重要文件，文件中有刘芦隐组织反蒋的总章程，还有“中华青年抗日除奸特务队”的组织及经费预算，预算签名就是杨尔谦。

　　当年武汉地方法院判决书中，对关键人物杨尔谦下了通缉令，明确指出杨尔谦有好几个化名，如杨筱明、杨其贞、徐群、徐超、杨伯坤、杨又生，要求尽快通缉归案。

　　关键人证杨尔谦的缺席，使得戴笠对刘芦隐的抓捕名不正言不顺，刘芦隐本人也坚决否认，到抗战后的1947年终于被释放。

　　刘芦隐的被捕也激起了千重浪，全国上下，包括内部大佬们，大多数都不相信刘芦隐是幕后主谋，他们大多认为以杨永泰和CC系的矛盾，一定是CC系二陈干的，更有富于联想者，根据中国千年权谋史的“狡兔死走狗烹”经验，认为是蒋介石下的黑手。

　　杨永泰被CC系所杀而诿过于刘芦隐，成了一直以来的普遍看法，最典型的是湖北省党务常务委员刘鸣皋在1980年所写的《杨永泰被刺内幕》的结尾中说：CC系骨干，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方治明确告诉他，杨永泰是二陈指使刺杀的，归咎于刘芦隐是千古奇冤。

　　眼看杨永泰被刺杀的历史谜团，要伴随着中国数千年浩如烟海的历史谜团沉底之际，1985年，一篇在《黔西南州文史资料》和《中国政协报》上横空出世的文章揭开了谜底。

　　这篇文章谈到了他参与刺杀唐有壬、杨永泰的两起案件，而据中国社科院的孙彩霞老师在她的《对杨永泰被刺案之探讨》中说明，“黔西南州文史编者按说:该作者原名杨琪真，在学校时改名杨又生，杨永泰被刺后改名陈有光。”

　　陈有光在《唐有壬、杨永泰被刺之谜》的文章中，对他组织刺杀杨永泰的过程有详细描述，却没有提及刘芦隐和萧汝韫的名字，而刺杀杨永泰，也是爱国青年们自发组织，大量活动经费的来源，是其中一个爱国青年的积蓄。

　　为此，孙彩霞的《对杨永泰被刺案之探讨》和中国社科院刘文楠的《谁杀了杨永泰》一文中，根据陈有光《唐有壬、杨永泰被刺之谜》一文，结合杨永泰被刺的档案史料，还有陈有光本人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杨尔谦因刺杀唐有壬进入刘芦隐眼帘，刘芦隐对他进行了经济资助，刺杀杨永泰后，刘芦隐立刻汇给他1000元；

　　第二：刘芦隐虽然对杨尔谦进行了资助，但只想让杨尔谦对蒋系人员进行刺杀，对他选择杨永泰作为目标可能不知情；

　　第三：杨尔谦刺杀唐有壬和杨永泰的行为并非他自己所说的爱国行动那么纯粹，他想通过介入派系之争，成立暗杀组织从中获得重金回报；

　　第四：杨尔谦为何半个世纪后突然发文，而且隐去了关键人物和真实意图呢？这和杨尔谦处境有关，他于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从香港回到北京，创建了一家贸易公司，1954年被捕，1975年被特赦回到故乡贵州兴仁，每月仅15元生活费，发表这篇文章后，他受到各方重视，成为省文史馆馆员，生活才有了起色。

　　杨永泰被刺案的真相终于大白，流传最广的所谓CC系所为是最不靠谱的，从常识来看，二陈的竞争者不仅有杨永泰，还有复兴社，三者各有侧重，二陈不会也没有胆量在太岁头上动土。

　　杨永泰极具组织行政能力，他的遇刺，对蒋介石来说确实是一大损失，此后，蒋介石身边再也没有出现过可以和杨永泰匹敌的智囊人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